后汉书
《后汉书》，刘宋范晔著，是继《汉书》之后，中原地区第二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今所见《后汉书》全书共一百二十卷，分纪、传、志三个部分，包括“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后汉书》原书只有九十卷，即今本《后汉书》前面的九十卷，后面的三十卷“志”是南梁通直郎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因此这三十卷又被称为《续志》。
《后汉书》记载了自公元23年至220年间的东汉历史，为后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依据。《后汉书》成书之后，南朝梁刘昭、唐朝李贤李贤和清代王先谦等人均为此书做过注。据不完全统计，当今所看到的《后汉书》刻本有二十余种。
《后汉书》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又根据东汉历史特点，进行了创新变动。无论是在历史方面，还是文学方面，《后汉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后汉书》一书不仅创新了史书体例，还运用骈文和声律著史，影响了六朝正史的编撰，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
作者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小名砖，刘宋史学家、文学家、官员，生于士族家庭（顺阳范氏家族）。受到政治环境及个人因素等影响，范的政治生涯波折起伏，他先后出任过尚书外兵郎、秘书丞、镇军长史、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官职。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因行为失检而得罪了司徒刘义康，故被贬为宣城市知府，时年35岁。范晔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又渴望有一番作为以抒发政治抱负，留名于世，并“以文传意”，故萌生著史之意，开始写作《后汉书》。最后，范晔因拥立故主刘义康谋反，被告发而卒于狱中，时年48岁。除《后汉书》以外，范晔还撰有《汉书缵》十八卷、集十五卷、录一卷，《百官阶次》一卷，以及若干诗赋等，多已亡佚。
成书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政治上，自东汉末年分裂之后，直到刘宋，国家并未恢复到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了多变积弱的政治形势。经济上，刘义隆元嘉年间，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文化上，南梁时代的士人阶层的政治能力退化，保守消极，不少文人选择著史以立名。有学者推测这些因素可能影响了范晔《后汉书》的编撰；从历史学发展来看，清代学者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统计，南朝宋流传的南朝史书至少有十八家，一定程度上为范晔著《后汉书》提供了史料基础。
成书过程
在范晔著《后汉书》之前，已经有数十部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以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东观汉记》为主要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魏晋以来各家著《后汉书》的精华，如三国时期史学家谢承的《后汉书》、东晋史学家袁宏的《后汉纪》与西晋华峤的《汉后书》等，自撰成书。
范晔原拟《后汉书》的规模与《汉书》等同，分为十纪、十志、八十列传。但由于范晔拥立故主刘义康谋反文帝政权，被徐湛之告发而入狱，所以他的撰书计划未能完整实现。张道勤等学者根据《后汉书·皇后纪下》章怀太子李贤注所引相关资料推测，范晔将《后汉书》的十志委托给谢俨完成，但是十志的具体情况已无法考证。南梁时，史学家刘昭取西晋宗室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八篇，加以注释，析为三十卷，为《后汉书》的志；北宋赵恒（赵恒）时，经大臣孙奭的建议，于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两书合刻为一部书，共计一百二十卷。
内容
《后汉书》全书共一百二十卷，分纪、传、志三个部分，包括“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出于范晔。
《后汉书》的纪，前九卷是东汉诸帝纪，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并将安帝后的北乡侯和灵帝后的少帝事迹附于《安帝纪》和《灵帝纪》后。九卷帝纪，大致讲述了东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事。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集中保存了诸皇后和外戚的史料，符合东汉太后临朝称制和外戚掌权的事实。
《后汉书》的传，除个别人物单独成篇，大多采用合传的形式，以明褒贬。如将不同时代的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表彰三位思想家以平民百姓身份批判朝政之事。为突出郭泰、符融、许劭三人的识人的远见，也将其合为一传。《党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和《列女传》七种类传，反映了东汉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类型的实际情况。《党锢传》和《宦者传》，叙述了东汉一代党锢大兴、宦官参与朝政的史实，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独行传》和《逸民传》，是专门记述以特立卓行获得乡评世誉的人物和清高不仕的知识分子的篇章。《列女传》是范晔在西汉文学家刘向的启发下所写，也是正史中首次为女性立传，记述了博学多才的女性，也记录平民百姓的妻子等。
由晋朝史学家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志》包括《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沿革，《百官志》记录东汉百官的员额、职掌和源流，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和官制沿革的重要依据。《舆服志》记载了车仗、服饰制度，为研究秦汉服饰、车舆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律历志》记录了历法，《礼仪志》包括礼仪制度和社会风俗等内容，《祭祀志》对祭祀天地鬼神、《天文志》和《五行志》对自然灾害等都有相关记载，有助于相关研究。但是，八志中并没有与社会经济相关的《食货志》。
特色
创新体例
一是创立若干类传。类传，即把相类的人物集中在一起。《史记》《汉书》已有先例，《后汉书》根据后汉历史的特点，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方术》《列女》等7种新的类传；二是将其性质相近的历史人物集中书写，以类相从，使用“类叙法”使编次更为周密、严格，但又不乏变通之处。此外，除了类传、合传传主以类相从之外，立传行文中碰到有与传主相关的人物，如有共同之处，也多采用以类记人的方法进行记录展现，大幅度增加了《后汉书》的叙事容量。
史料丰富
《后汉书》记述了帝王列侯的史实，《后汉书》改变了历代只为帝王将相立家谱的风气，将皇后的事迹成单列传，刻画了宦官、酷吏等人物形象，还收集了东夷、西蛮、匈奴等各族人民的丰富资料，为后人了解东汉时期的历史发展及政治经济学文化等各方面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极具史料价值。
观点鲜明
《后汉书》显著特色之一是观点鲜明，褒贬之情明显。清代学者邵晋涵、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等历代学者多认为《后汉书》是用正统儒家的思想来记叙历史事件，评判历史人物。例如，在“论”“赞”中，作者范晔犀利地评判是非，表彰刚正，斥责奸恶而嘲笑昏君。《后汉书》不为无所作为的大官僚立传，而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传，也体现出爱憎分明的态度；《党锢传》则正面歌颂了张俭、范滂和李等人刚强正直的品质等，都表明了《后汉书》观点鲜明的特点。
为女性著史
范哗《后汉书》专辟《列女列》，记述了众多才华出众的妇女，给予了妇女一定的史学地位。比如《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记述了班昭的史事；《后汉书·乐羊子妻传》记述了乐羊子的妻子的事迹；《后汉书·皇甫规妻传》记述了贤惠坚强的不知姓名的皇甫规妻子等等。
思想
匡正得失
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范晔表明了《后汉书》的著述旨趣，即《后汉书》旨在就某些历史事实抒发议论，以匡正一代的得失，这种思想在书中的序、论、赞中有所体现。比如《党锢传》的两篇论，分别位于《范滂传》和《张俭传》之后，既记述了范滂、张俭二人在灾祸来临时不同的表现，还附上了评价。书中肯定了李膺、范滂等党人不与奸邪同流合污的行为，赞扬了党锢士人舍生取义的人生追求，并指出迫害党人的结果必然是失败，因为“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数公之力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正一代得失”。
文学思想
《后汉书》中体现出的的文学思想有：一是自觉的文学理念。《后汉书》设立《文苑列传》，表现出其对文学活动、诗赋一类文体及诗赋作家的重视，是一种自觉的文学理念，《后汉书》体现的严谨规范的著录作品体例也表现出文体分辨意识，二、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作用。《后汉书》重视作品讽谏的社会功用的同时，兼顾文学的情、采即审美特征。《后汉书》中的《皇后纪赞》《二十八将论》《逸民列传论》《光武皇帝本纪赞》等还被梁萧统萧统收入《文选》，被各种散文选本编录和称赞。
史学思想
一是立高存远、以事论史。《后汉书》中的议叙都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并且不局限于东汉一代的史实，而是联系了西汉、东晋、晋朝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总结了东汉在匈奴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时，《后汉书》的记述往往从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他们的主观动机。《后汉书》中还对“民心”“天命”等问题作出了探讨，总结出了规律性的认知。二是生动活泼、富于文采。《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文章要“以意为主”，单纯追求华丽词藻的文风会影响到文章主旨的表达。虽然《后汉书》有六朝盛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但同时也准确表达出了自己的旨意。《后汉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论述，用以论证观点，较有说服力。三是爱憎分明，重视史书的训诫作用。一方面《后汉书》述评历史人物时，往往从正面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后汉书》在总结历史的同时，还透露出对后人的劝诫，提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版本
抄本
隋唐以前都是抄本。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记载，范哗原书及其抄本有九十七卷、九十二卷两种抄本，而范哗原书有九十卷。抄本时代的抄本卷数纷杂的成因复杂，今已无传本，所以无法考证传本卷数不同的原因。对于《后汉书》抄本卷数众多的成因，学术界趋向于两种解释：一是卷数残缺；二是抄书人或者校注人有意分合。此外，还有吴均注本及其注本的抄本；刘昭注本及其抄本；李贤注本及其抄本。
刻本
北宋淳化以前，《后汉书》尚无刻本。宋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当今所看到的《后汉书》刻本有二十余种。
南北朝注本
南北朝时有刘昭、萧方、吴均、刘芳等多人为范哗《后汉书》作注。南梁刘昭最先为《后汉书》作注，他搜集各种他人编撰的后汉书及相关材料补注《后汉书》，并将他作注的司马彪的《续汉书》中的八篇志补入，刘注绝大部分已散佚，只有八篇志的注流传。
唐朝注本
至唐代，刘昭《后汉书》注本已经散佚不传，仅存八篇“志”的注。唐代高宗年间，李贤李贤（公元653-684）在他从立为太子（公元678年）到废为庶人（公元684年）的六年间，召集张大安、刘讷言、许叔牙、成玄一等人，对范晔《后汉书》所作的纪、传重新加以注释，重点是解释文字，但也参考其他东汉史书，对史实有所补正。故《后汉书注》虽题名为李贤注，实际上是出自众人之手，因而书中体例难免不一。
宋刻本
《后汉书》的宋刻本包括淳化本、景德本、乾兴本、景本、熙宁本、绍兴市本，其中淳化本、景祐本、嘉祐本和蜀大字本成为元明清刻本的四大底本系统。《后汉书》最早的刻本是淳化监本。赵光义淳化五年（994年），陈充等人校勘《后汉书》完成之后，由内侍裴愈赴杭州市刻板。赵恒景德二年（1005年）刁衍等续校《后汉书》，为景德本，此本南宋时已失佚。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赵祯采纳判国子监孙奭的意见，将两书合刻。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是形成了流传下来的今本《后汉书》合刻本。
今存宋代刊本有北宋刻递修本数种刊本、宋绍兴江南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宋刊大字本、宋王叔边刊本、宋庆元间建安刘元起家塾本、宋嘉定元年蔡琪—经堂刊本、宋白鹭洲书院刻本、宋黄善夫刻本等。
元明清刻本
元刻《后汉书》第一个版本是宁国路大德本。大德本《后汉书》是在大德九年（1305年），由江东建康肃政廉访司副使伯都主持，宁国路刊刻，卷首有《后汉书注补注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
明南北雍本，即南监本和北监本。南监本刊于嘉靖八至九年，学界普遍认为其所据底本为大德本，也有一说认为嘉靖本出自刘元起本。北监本于北京国子监在宋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开始雕刻，它将二十一史合刻，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明代监本的志在纪之后，列传之前。南北监本是直接继承的关系，两者款式相同，仅志的位置有别，南监本的志附于传后，北监本将《后汉志》置于纪传之间。这两个版本均只有范晔所撰的纪传，而没有司马彪的《续汉书志》。明闽本，即明代福建地区的刻本，由明人周采、柯乔等刊刻，该版本也将《汉书》《后汉书》合刻。明崇祯六年毛氏汲古阁刊《十七史》本，汲古阁自明崇祯元年（1628年）讫崇祯十七年（1645年）陆续刊成《十七史》，但经明末清初之乱，书版多有缺失，《后汉书》是汲古阁在（1655年）补辑印刷的本子。毛氏汲古阁败后，汲古阁《十七史》书版散出，该刊本流传至席氏扫叶山房。汲古阁《十七史》的翻刻本是乾隆间苏州书业堂赵氏本。另外，还有明代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到十一年（公元1446年）间刻本、嘉靖十六年广东崇正书院本重修本、明嘉靖汪文盛刊本、广东崇正书院重修本、福建按察司本等。
清刻《后汉书》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刊北监本，其后官刻皆出乾隆武英殿本或影印或重刻，各版本一脉相承。清代武英殿本，即殿本，刊刻于乾隆年间，以明北监本为底本，该本的志也在纪、传之间。清后期流行翻刻、影印乾隆殿本诸史。另外还有百衲本、清代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本。
近代刻本
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是较好的版本，该版本汲取了清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校勘精审，有利于当代学者学习、利用和研究。
评价
正面评价
《后汉书》在唐初时就已声名远扬，传到高丽等国。南梁人刘昭较早对《后汉书》作出认真评价，他在《后汉书注补志序》中对《后汉书》评价道：一是说《后汉书》“诚跨众氏”；二是肯定范晔作志的计划与旨趣，“书虽未明，其大旨也”；三是“乃借旧志”，“以合《范史》”，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所著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曾称赞《后汉书》“简而能周，疏而不漏”。清代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评价《后汉书》说：“这部书推重德义，贬抑势利，推扬那些隐逸之士，痛斥那些奸之辈。宰相公卿不怎么写，而特别着墨于不愿做官的清流。足见范晔这个人的品行与流俗不同。”清代史学家、经学家王先谦也对《后汉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肯定《后汉书》的成就，并将其与《汉书》相提并论。与之对应地出现了《后汉书》的专题研究，这些都是对《后汉书》不同方面的肯定，比如现代学者程方勇称赞了《后汉书》的文学成就。
不足之处
学者叶霞认为，范晔未完成《后汉书》便暴死，所以他没能像司马迁、班固那样为自己的著作写一篇《自序》，后人对其全书要旨，难以有更多的了解，比如，对“志”部分的写作情况究竟如何，无法得知。此外，夏祖恩认为范晔《后汉书》有着思想的矛盾性与时代局限性。思想的矛盾性具体表现在《后汉书》对史实及人物的记载较为客观与务实，但是也记述了一些诸如灵祥灾异神徽之类的事物，体现出神命史观。以及范晔以同情的笔调对待农民，但却反对农民起义等等，都体现了范晔《后汉书》思想的矛盾性与落后性。
影响
文学影响
《后汉书》对六朝正史及后世史书的文体风格有明显的影响。范晔在编写《后汉书》时，既是声律、骈体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除《梁书》《陈书》等史书外，其余各史的编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后汉书》骈体及华丽文风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等就受到了范晔《后汉书》的影响。
史学影响
《后汉书》史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后世史书著作体例上，可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苑列传》的设立。《后汉书》设《文苑列传》之后，《魏书》《晋书》《北史》等皆设《文苑传》，《南齐书》《梁书》《陈书》等则皆设《文学传》。未设文学传或文苑传的《宋书》和《周书》，也对各代文学的源流派别附有长篇论述，可认定为文苑传论或文学传论的变体。二是史论体式。《后汉书》涉及讨论了序论赞的功用、内容以及是否必须设置等诸多问题，且《后汉书》的序论赞体现出论史的自觉意识，明确了序论赞的功用—“评论”，确立了“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的史论宗旨，开启了新的史论体式。
范晔《后汉书》和包括《郡国志》在内的《续汉书》诸志中的《春秋》《三史》记述的地名，对于研究前郡县制时代的施政区域问题和郡县制形式下的政区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天文成就
《后汉书》记录的超新星爆炸，是人类历史上对超新星观察和描述的最早记录。《后汉书》对超新星SN185记载的原文为：“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如今，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通过高科技手段把这颗超新星爆炸后的遗迹精确完整地呈现在了图片上。这证明了中原地区《后汉书》记录的真实性，而《后汉书》中的记载也为今日天体物理的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精准作了有力的背书。